关于甲型流感疫情的博客

骇人听闻的“张献忠屠川”，据说是清朝以来的历史定论，也是四川人甚至天下人长期听说的历史定论。加以“湖广填四川”，又有了明末清初四川遭遇大屠杀的有力旁证。但是，屠川者究竟是谁？是农民阶级的代表者——有阶级局限的张献忠，还是草原**的代表者——有**局限的清王朝？这就还须再作考证。以往“成则为王败则为寇”的史观，恐怕正是人们长期断言“张献忠屠川”的基本原因。张献忠的失败，使他成为了这段历史的替罪羊。
 
但人们难免怀疑，“张献忠屠川”不过是清统治者贼喊捉贼的惯例而已，不过是恶人先告状的惯用伎俩而已。为当朝者忌、为权贵者忌、为胜利者忌，这是历代封建王朝很难改变的做法。正是清朝统治者几百年不断的混淆是非，已经把这段历史弄得黑白颠倒了。我以为，正是这一原因，使“张献忠屠川”成为了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。
 
这次，因为黄海请（网名“大汉之风”）掌掴阎崇年事件，使我对这段历史多了些好奇；特别是直接就与中学语文课文中多次接触的《梅花岭记》结合起来，对那段血雨腥风有了更多了解。联系四川旅游，我们曾到过阆中，知道阆中在清朝初年是四川官府所在地。其原因，是清朝在四川遭到了反清力量的抗击，使清政府势力一时还难以企及四川大部。这说明，四川在张献忠战死之后，仍然还有着厚实的基础，凭借强大的反清力量抗击着清兵的入侵。这是第一点。
 
有了这样的基础，我们再来看书上的历史。过去，总有人说“张献忠屠川”，有张献忠自己立下的“七杀碑”为证。结果，考古发现，碑是有碑，内容全非！据安阳人网资料说，那传说的《七杀碑》说法（天生万物与人，人无一物与天，杀杀杀杀杀杀杀），实则是改了张献忠的《六言圣谕碑》：天生万物与人，人无一物与天，鬼神明明，自思自量。现存两块“张献忠碑”（圣谕碑），一块民国时期出土于成都，曾经陈列在少城公园（现在叫人民公园）；另一块“圣谕碑”，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，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。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“六言圣谕”，与成都少城公园展示的一样。两块碑里，均无一个杀字。可见，清朝统治者指鹿为马、颠倒是非，不过是他们的可耻伎俩。现在网上关于“七杀碑”的言论，google上搜索，达30万条之多，但几乎未见《六言圣谕碑》之说。可见这段历史，直到今天，仍是以讹传讹！这是第二点。
 
尤其是清兵屠杀四川，更有清军自己的告示为证：1649年，满清政府屠四川时张贴的公告说，“民贼相混，玉石难分。或屠全城，或屠男而留女” 。当然，这样可以为张献忠洗冤的来自满清的材料确实太少。其原因，实际就是清政府为嫁祸于人，为了把张献忠当作替罪羊，早已把相关材料，尤其是不利于己、有利于张献忠的材料，消弭在历史长河之中。这是第三点。
 
虽然如此，研究一下，事情仍然非常明显。以往不少人论张献忠是兵败成都，溃逃之前大肆洗劫，所以在四川大开杀戒。实际上，张献忠是建都成都后，面对清兵的大举南侵，亲自率军，主动北上抗敌。在靠近川北的地方——西充，巡营时遇敌，被箭射中，沙场捐躯。可见，张献忠既是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英雄，又是反抗侵略的**主义英雄。而满清王朝给张献忠的诋毁之词，不过是欺世之举、欺人之谈。这是第四点。
 
不仅如此，清兵对汉族的大屠杀，还有不少旁证。前面说的《梅花岭记》，就是明末清初人全祖望对史可法抗清的记载，说的正是清兵扬州屠城前的惨烈战事。广州之屠，60万人；扬州之屠，80万人；……除此之外，有网友概括了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、苏州之屠、南昌之屠、赣州之屠、江阴之屠、昆山之屠、嘉兴之屠、海宁之屠、济南之屠、金华之屠、厦门之屠、潮州之屠，沅江之屠、舟山之屠、湘潭之屠、南雄之屠、泾县之屠、大同之屠、汾州、太谷、泌州、泽州等等。可见清兵的残暴兽行，令人发指。这是第五点。
 
无疑，作为张献忠的农民起义，一种军事行为、战争方式，农民与官军动辄数万的伤亡，确实死伤无数，甚至血流成河。但战争的死亡与屠城的死亡毕竟是有区别的，更与“屠川”相区别。张献忠作为农民领袖，起码不会把一般贫民作为屠杀对象。否则他不可能打出农民的天下。我想，当遭遇几百年清王朝的思想清洗和资料清洗之后，能证明清兵屠川的资料已经不会太多了。但以上5点，至少可以戳穿“张献忠屠川”的弥天大谎！